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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征路 | 湘江之战，意味着血泪也意味着新生——重访革命史之二十六

Original 2018-02-06 曹征路 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师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

是在这样一个恶俗而趋炎附势的时代里特立独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紧紧贴近工人阶级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创作了被称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开山之作的《那儿》，记录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不幸与困惑，感动了无数人，也堪称时代记录。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是曹征路老师重新思考近代以来革命与现代性的系列之作，将在本公众号陆续刊出。

湘江之战，意味着血泪也意味着新生

——重访革命史，解读现代性（二十六）

曹征路

广西兴安，两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地方，两次都和战争有关。

一次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命令在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之间修建一条人工运河，运载粮饷。到了公元前214年，灵渠凿成，秦始皇迅速统一岭南。当时只是要把军粮运到前线，让军士吃饱肚子好打仗，想出了这么一个绝招。可是灵渠的出现，打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中华民族的国家版图直抵海疆，还顺便创造了人工水利建筑史上的技术奇观。

另一次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就是距离灵渠不远的界首渡口，红军“湘江战役”中央纵队过江的地方，当年的指挥部今天还在。红一、三军团为了掩护中央纵队过江，进行了甬道式阻击，战斗之惨烈，牺牲之巨大已经有很多描述。当地还有“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党史专家往往把遵义会议当作一个历史转折点。但在我看来，真正让中共新生的恰恰是这次不堪回首的湘江之战。

遵义会议只是一个形式，在程序上完成了新老三人团的交接。过了湘江以后，实际上中央层面有一系列的会议在行军途中召开，围绕在遵义会议前后形成了一个组合，共同完成了毛泽东对红军指挥权的确认。这次确认是红军经过多次反复，多次胜利与失败的检验，全体指战员共同得出的结论。所以它是一次痛苦的分娩，它意味着血泪也意味着新生，此后又经过十五年奋斗，这个东方巨人终于站立起来。

让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来，实际上意味着一批人要承认错误。

也有党史专家曾经怀疑遵义会议是否存在过，理由是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能够证明这件事。现存的唯一证据是共产国际归还的一批档案中，有陈云去莫斯科写的汇报提纲。然而文字记载不过是文人们看重的材料，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法统道统观念。真实的历史过程在那样前有险阻后有追兵的条件下，一个重大决定往往就是举个手、几句话，或者交流一下眼神。

几个重要领导人中，周恩来本是执行者不是决策者，当时张闻天已经公开批评博古了，王稼祥和任弼时已经在过湘江时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流，军事干部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李德早就目光闪烁抬不起头来，所以关键人物只有博古一个。

从逻辑上看，过湘江以后博古一直被自责与无奈的情绪折磨着。他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主观上不是想把事情办坏，仅仅因为年轻幼稚，过度依赖王明和背后的共产国际，在如此惨痛的现实面前早就六神无主了。

以前，每逢做出重大决定都需要发电报向共产国际请示。当时在苏区只有小功率电台，把电报内容发给隐蔽在上海的大功率电台，由上海电台收发转送来自国外的指示，这个过程一般需要三到五天。

可历史偏偏这时候跟博古开了个玩笑：上海的两部电台均被敌人破获，报务人员先后叛变，连隐藏在苏区还没来得及启用的大功率电台也供了出去。所以，红军离开苏区时已经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了。

这次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客观上为中共的独立自主赢得了条件。中革军委最后确定转移的时间，是得到了蒋介石的“铁桶计划”几天内仓促做出的。一个叫项与年的同志，因为无法通过敌人的岗哨，在路上用石块砸掉自己的四颗牙齿，化妆成两腮肿胀的乞丐才把情报送到苏区。

在几万红军生死攸关的时刻，博古还能怎么决策？还有底气一意孤行下去吗？有没有会议记录还重要吗？

博古的侄子秦福铨在《博古和毛泽东》一书中谈及长征出发前的情况时说，

博古是决定轻装上路的，将机关人员分散到各军团，并尽量减少辎重物质。但这一意见遭到毛泽东、张闻天的反对，结果只好抬着“二顶轿子”走路，延误了过湘江的时间，造成湘江之战的重大损失。

该书提到一个细节，说博古对毛泽东等“小三人团”的阻扰十分气恼，拔出枪喊道：“我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枪毙了。”后来伍修权劝阻才把枪收起，仍恨恨地说：“总有一天我会跟他们算这笔账的。”

这一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毛泽东在转移初期还没有发言权，自身能不能参加随队转移尚在两可之间，何况湘江之战是突破几道封锁线之后的事，如果想扔掉“轿子”早就该扔了。

但博古确实拔过枪。据聂荣臻回忆：

1934年12月86000多人的中央红军在过完湘江后只剩下不到30000人。作为时任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痛心疾首并且情绪一落千丈。

在过湘江的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划，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阻说：“这不是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聂荣臻劝说后，博古稍稍冷静下来。

这个说法就比较符合博古当时的心态，也符合他此后的工作表现和做出的贡献。

谁都不是神仙，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是怎么对待错误。毛泽东也说自己打过败仗，遵义会议后的“土城战役”就是他指挥的败仗。

真实的历史是，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

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闻天与王稼祥的“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

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

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

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

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

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周恩来对博古说：